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晒稿及产粮/快乐OC人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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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丁举人x孔乙己】共赴少年时

自设预警⚠️

是一个奇奇怪怪的脑洞,食用愉快~


 

多年苦读,我终于科举高中,衣锦还乡,成了别人口中的“举人老爷”。

 

小小一方鲁镇仍是记忆中熟悉的感觉:街道上人声鼎沸,大大小小的商铺鳞次栉比,一片热闹。人们在这繁响的拥抱中,倒也懒散且舒适。然而这孤寂的狂欢和刺骨的冰冷并存,往日的一幕幕逐渐在心上交叠映现,将人压得喘不过气来。

 

还是一介穷书生时,闲时最爱去镇口的咸亨酒店。散学后每每花四文铜钱,买一碗酒,便觉烦恼消散、万物皆空。奈何囊中羞涩,我只得挤入门口散了工的众人间,站着喝酒。脑中回味着方才先生新教的诗赋,酒精的微醺让我沉醉在一种文人雅士的情怀之中,可这时耳边偏又传来他们的喧嚣声——骂骂咧咧地抱怨今年的收成、亦或是啧啧议论哪家女儿的姿色,我便暗自觉得好笑。

 

如今回到阔别已久的咸亨酒店,这光景便大是不同了。彼时,于我最大的奢侈不过是出个十几文钱,要酒要菜,到店面隔壁的房子里坐着喝碗酒。而如今,置身上等座,要上好茶、小菜若干,唤三五老友叙叙旧,自是无比风光,连那向来不苟言笑的掌柜见了都要奉承几句。

 

——只是,当年亲密无间的那个他,许下十年之约的那个他,扬言考上后畅饮三天三夜的那个他,却不知所踪了。

 

浑浊的晚霞点亮擦得剔透的窗。下人恭敬地一路弯腰小跑进来:“老爷,该走了。”

 

 

孔乙己原名孔懿。

 

正如当年的我们不会知道注定分道扬镳的命运,我也万万没有想到,几年时间,他竟被起了个这样的绰号。

 

这小子,真有他的。

 

——我与他的初遇约莫是在十几年前了罢。七八月的三味书屋充斥着躁动,蝉和蟋蟀有一搭没一搭地叫着,骄阳给书卷镀上一层金色。六七岁的我们满心想着溜出去玩,又哪里对那正午习字,晚上对课的生活有着丝毫兴趣。

 

我生性便是个爱玩的,趁先生读书入神时,一溜烟跑进了后院。那儿虽无什么布老虎、竹蜻蜓,但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花,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。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,静悄悄地没有声音。我正自娱自乐,玩得起劲,忽闻一阵脚步声。

 

——莫非是先生来抓人了?!

 

我来不及多想,一头扎进后院的树丛里,不敢出声。心脏怦怦乱跳,仍是怕得慌。又是不知过了多久,我听那声音淡去,正欲钻出脑袋来,却与一双无比清澈的眸子对上了视线。

 

竟是他。

 

——当时的我们哪里懂什么“命中注定”,只是瞬间都红透了脸,支支吾吾说不出话。这一刻,什么布老虎、竹蜻蜓、刚挨过的手板、马上要抽背的文章……一切竟都不再重要了。时间似乎就此停止,待我反应过来,已是恍若隔世。

 

花前花后日复日,酒醉酒醒年复年。时至今日,我仍放不下那对眼眸、那个人。

 

后来的故事,便是落了俗套而又顺理成章了。

 

日子一日一日地过,我们再也不是那贪玩的垂髫小儿。我们终于学会四书五经六艺,阅遍一本又一本古籍,也颇有了些少年老成的深沉。他志在学问,我则满腔抱负誓要治国平天下。多少个深夜我们吟诗、作画,在皎洁的月下聊人生、聊理想。身边有彼此,便洒然不倦、乐此不疲。

 

三味书屋,一呆就是十年。

 

 

我时常忆起我们分道扬镳的那一天。

 

光绪25年秋,十六七岁的我们备齐行囊前往京师应考,那也是义和团气势颇凶的季节。

 

我们于是在顺天府的街边择一小酒馆,买两碗酒,痛骂着日益猖獗的洋人,然而也畅谈着未来的美好愿景。未几,两人皆是微醺。

 

我们下榻的旅店名曰“鹏程”,专取鹏程万里之意,供来京应举的考生留宿。掌柜的姓赵,据说是也曾是读书人,家中从商,屡试不第。

 

临近科举的那些日子,街上平静得出奇。赵老板只反复叮嘱我们不要外出,安心备考,我们遂争分夺秒研究八股文,临阵磨枪。然而,日子久了,便也觉察出恐惧,便也觉察出迷茫。兴许是少年人独有的冲动罢,我和阿懿再次“一溜烟”。

 

我们看见自发为进军的洋人充当乐手,为敌军奏响“进京曲”的大清子民;

 

我们看见民众围观联军,神色如同观赏猩猩一般,气氛丝毫不剑拔弩张,反而极其融洽;

 

我们看见联军在码头装载军火,大抵是欲让慈禧再次让利。人们茫然地站在码头上,毫无反应。

 

……

 

我们长久地沉默。

 

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,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;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;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?

 

“大清之时日,多哉乎?”

 

“多哉乎?不多也!”他望天长叹,眼神木然,只留下长长的影子。

 

 

十月六日,京城沦陷,民不聊生,清政府贴出了宣布当届科举取消的布告。中秋过后,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,看看将近初冬;我们整天的靠着火,也须穿上棉袄了。然而很快又来了陌生的官吏,传来新科考在即的讯息。

 

——组织此场考试的,乃是英、日、俄组建的“天津地区临时政府”。

 

于是在忧虑中,我们又开始对酌。

 

只是孔懿总说,读书人的名号自然重要,可参加此般的考试,便是叛国的了。我却是个固执的,笑他不懂变通。兴许是酒精在推波助澜罢,我摔了酒碗,他却一声不吭,只是神色黯淡,当夜就策马而去,不知去向,往后再无音讯。

 

我从此不再饮酒。

 

 

又是一个平淡无波的黄昏。衣锦还乡后,我已成为这里的常客。

 

“老爷不过而立之年,风华正茂,小酌一二有何妨?我尝过,味道可不错哩!”

 

面前的毛头小子看着不过十二三岁,在这里当伙计,专管他温酒的职务,整天的站在柜台里。日子久了,倒是对我无话不谈,不像旁人总戴着面具阿谀奉承我这新晋举人。靠在曲尺形的大柜台边与他攀谈便成为我为数不多的爱好之一。

 

——那个秋天,我终究没有去赴考。

 

1900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,慈禧光绪出逃,所幸次年仍下令补考乡试和会试,而我正是中国那最后的进士之一。

 

这些年来,我因成绩位列乡试第一甲而一举成名,而后陆续担任了翰林院修撰、福建提学使、直隶法政学堂提调等职,游历大半个华夏。然而我所在寻找的,不过只是那一抹身影罢了。

 

……

 

那小子却靠在柜台壁上,自顾自地唠下去:“哎,你说你也多大把年纪了,怎么迟迟未娶?我看呀,咱掌柜那小姨子的表妹……”

 

我拿他没辙:方才不还说我风华正茂的吗?

 

余光中,却是一张熟悉而陌生的脸。

 

 

那人脸上黑而且瘦,已经不成样子;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。穿一件破夹袄,盘着两腿,下面垫一个蒲包,用草绳在肩上挂住。一到店,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,更有人高声起哄,羞得他涨红了脸,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。

 

我见那人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,放在小厮手里。“满手是泥,原来是用这手走来的。”少年向我耳语道。不一会,那孔乙己喝完酒,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,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。

 

小厮顿时来了兴致,滔滔不绝向我介绍绰号“孔乙己”的这人:他原来也读过书,但终于没有进学,又不会营生;于是愈过愈穷,弄到将要讨饭了。幸而写得一笔好字,便替人家抄抄书,然而坐不到几天,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,一齐失踪。如是几次,叫他抄书的人也没有了。孔乙己没有法,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。因为他姓孔,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“上大人孔乙己”这半懂不懂的话里,替他取下一个绰号,叫作孔乙己。

 

我平静地听着,若有所思。这大抵就是末代底层士人的普遍结局吧。那赵老板也相似,虽是堂堂正正经商,人也坦荡,旅店很快就倒了。置身二十世纪初的乱世之中,不饿肚子已是舒心的紧,哪里还有人苦苦等待那虚无缥缈的科举。

 

——如此,我便是幸运的罢。

 

孔乙己艰难地转头,我方才与那双颓唐的眸子对上视线,不知怎的,一种巨大的痛苦油然而生。

 

待到孔乙己早已走远,我低声发问:“腿脚似是废了,怎么搞的?”

 

伙计噗嗤笑出声来:“还不是他昨夜偷到您家去,被打了大半夜,腿都打折喽。”

 

他见我不语,似乎是在斟酌是否妥帖似地,最终说:“听说他失去意识前,反复念叨着老爷的名字。”

 

……

 

鲁镇姓孔的人本不多,我应当早些意识到的。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;我就知道,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。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,将我隔成孤身,使我非常气闷;那三味书屋里的少年郎的影像,我本来十分清楚,现在却忽地模糊了,又使我非常的悲哀。

 

于是我久违地要了碗酒。

 

时候是深冬,天气又阴晦了,冷风吹进酒馆,呜呜的响。我茫然地捧着酒在黄昏中走着,漫无目的。苍黄的天底下,却横着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,碗里空空,没有一丝活气。走近一看,竟是他。我禁不住放下几文钱,想说些什么,却说不出话。他抬起头,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,又很快背过头,不愿看我;动着嘴唇,却没有作声。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。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,所以枪毙或坐监的。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,是先因为被人认为“可恶”,这才终于犯了罪。

 

反对封建旧文化的斗争已然蔓延到鲁镇。城墙上的清政府的布告尽数被撕去,只留下荒凉的印迹,昭示着它们曾经的辉煌——从明日起,历史便是由中华民国来书写的了。科举制度早已被废除,偌大的时代洪流中,不知我这个小小的举人又该何去何从?阿懿,少年的你又在何方?

 

我又想起那个夜晚,孔懿回首,热泪盈眶对我喊:“苟有阻碍这前途者,无论是古是今,是人是鬼,是百宋千元,球河图,金人玉佛,祖传丸散,秘制膏丹,全都踏倒他。”随即,永远消失在黑夜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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